疫情中的上海“城中村”
来源:疫情中的上海“城中村”发稿时间:2020-04-01 02:2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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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的背景下,已有多个国家采取“封国”举措以遏制疫情传播,但印度大概是“封国”时确诊病例最少的那个国家。

同时,在此次抗疫过程也暴露了韩国社会的各种问题:韩国在野党及其追随者们在疫情暴发时不思考如何团结共同抗疫,而是抓住一些问题大做文章攻击政府抗疫政策,反映出韩国“朝野无条件对立”的畸形政治生态与社会撕裂;在疫情已经在大邱、庆北造成大规模扩散的情况下,有宗教组织不顾政府停止大规模集会的禁令,担心停止聚会会造成教徒转移,依然集会或“秘密礼拜”,也暴露了韩国式自由民主的局限性;为应对疫情,韩国政府紧急出台的一系列经济扶持与振兴政策,但这些政策在多大程度上可以落实,能覆盖到多少受影响的企业与个人也还是个未知数。

首先,前期重视度不够,应对不力,感染范围扩大。MERS患者最初在韩国确诊后,韩国政府并未认识到事态严重性,而是公开表明该病毒不会有那么高的传染性,也未能及时建议群众通过佩戴口罩、勤洗手等良好的卫生习惯防范病毒。同时,政府对病毒传播路径也未能清楚把握,更没有及时采取隔离等措施。这造成原本应该是治疗患者的医院,反而成为了病毒传染扩散的场所,收治患者医院内部出现大范围感染。此外,由于没有指定针对病毒有效的防范指南,尤其对与感染者密切接触者的界定出现问题(与感染者距离在2米以内,且在同一空间停留1小时以上),以致于首例患者入住平泽圣母医院后,很快就出现了不在政府界定的密切接触者范围内的人感染MERS。

最近,疫情已经在欧美等国大面积暴发,与各国纷纷出台边境封锁或禁止外国人入境措施相比,韩国只是强化了入境检查。在近日举办的G20视频会议上,韩国总统文在寅还呼吁即使各国采取入境限制措施,也应赋予那些持有健康证明的商务人士跨国移动自由。

在MERS疫情之后,韩国痛定思痛,大力改革公共卫生管理制度,而且针对MERS疫情时信息不透明问题颁布《公共卫生信息公开法规》。同时,以保健福祉部为首,各地、各医疗机构以及相关协会都纷纷发布“MERS白皮书”,总结MERS的应对教训。其中,保健福祉部的白皮书还制定了针对公民、医疗机构负责人与医生、保健福祉部与疾病管理本部、地方政府与议会、媒体等其它相关部门与机构等各个主体的传染病行动要领,以期提高个人认知以及社会共同认知,改变韩国社会普遍长期存在的“责任回避模式”。这些举措使韩国在此次应对新冠疫情时具有了迅速的反应能力。

(郝群欢,上海社会科学院国际问题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博士)

吸取之前MERS的教训,韩国从一开始就对新冠疫情高度警惕并不断对国内外疫情发展可能对经济造成的负面影响有充分估计,文在寅甚至于韩国疫情大暴发前便宣布经济进入“紧急状态”,并通过中央与地方财政、税收、金融、货币等各项政策对受影响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进行大力扶持,使其渡过难关,包括:调动灾难灾害对旅游、航空、餐饮及出口等受疫情影响巨大的行业提供直接的资金支持;对机场、港口、免税店以及中小企业的租赁费、手续费、税费等进行减免或推迟征收;对中小企业进行特别金融支援、投资奖励;以商品券的方式促进消费等。疫情大规模暴发后,韩国更是出台了各种财政、货币、税收等各项托举经济的政策。无论中央政府还是各地方政府,都纷纷启动追加更正预算,而中央政府的预算规模堪称史上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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